关于短视与社会安全感的思考

什么是短视主义？#

短视主义是一种将未来收益极端压缩，将眼前风险无限放大的行为态度。

对于缺乏生产资料的个体，生存压力迫使他们必须关注当下的现金流。这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很难进行长周期的投资（比如学习新技能、创业），而容易陷入短期快感或重复劳动。

我并不想把短视主义简单归结为一种道德或智力上的失败。很多人短视，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被允许去践行长期主义。一个有家庭兜底的人，失败只是一次无伤大雅的试错；而一个没有退路的人，失败则意味着人生的全面崩溃。前者在未来里看到的是成长和体验；后者在未来里看到的只有风险和不可承受的失败成本。

从这个角度看，短视主义是一种绝对的局部理性。低安全感的人疯狂追求稳定的既定路径，在个体角度考虑是完全自洽的。然而，问题在于，当这种局部理性蔓延成整体的社会心态时，就会酿成集体性的贫困。每个人都恐惧探索，每个人都拥挤在已知路径上，每个人都只敢选择看似安全的最优解，最终整个社会必然陷入无穷无尽的内卷。所有人都在死磕一个收益率日益降低的“局部最优解”，虽然极其痛苦，但无人敢跳出，整个社会就会失去适应环境变化的泛化能力。

当探索失败的惩罚无限放大时，系统就会强迫所有人过度利用旧有路径，彻底放弃探索。短视主义最愚蠢的地方恰恰在于此：它对个体而言是理性的，对整体而言却是毁灭性的。

中国社会的低安全感导致短视主义#

中国之所以格外容易滋生这种短视主义，根源正是在于它是一个极其典型的低安全感社会。

首先，在中国，安全感高度依赖家庭血缘，而非公共制度。在这里，家庭条件好的人天然拥有试错空间和践行长期主义的特权；而底层家庭的孩子则必须尽早学会所谓的“懂事”。于是，长期主义表面上是一种被称颂的个人品质，实际上却往往是一种隐蔽的阶级特权。高安全感者可以大谈热爱与理想，而低安全感者在谈论这些之前，必须先回答一个问题：如果我失败了，谁来给我兜底呢？

其次，教育系统长期规训路径依赖，扼杀探索能力。高考制度固然有其公平性，但在心理层面上，它将人死死地焊在了标准答案之中。它向所有人灌输：不能犯错，不能走别的路，要在既定评价体系里将自己优化到极致。这样的训练非常适合培养考试机器，却不适合培养能承受不确定性的人。学生们问“这知识有什么用”，绝非仅仅出于功利，而是因为他们早已被规训出了一种病态的应激反应——每一滴汗水，都必须立刻转换为某个可见的结果，否则就是对有限生命的浪费。

此外，严峻的就业市场与匮乏的社会保障也是重要因素。从国家统计局调整分年龄组失业率统计方式，到 2026 年 5 月路透社报道中依然高达 15.6% 的青年失业率，无不在昭示着中国社会巨大的生存压力。OECD 报告所示，中国公共社会支出占 GDP 的比例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平均水平，当社会安全体系漏洞百出，家庭就必须被迫承担所有的风险；同时，世界银行在 2025 年《中国经济简报》中指出，中国家庭储蓄率在 2023 年达到可支配收入的 31.3%，显著高于 OECD 平均的 5.4%。这是一个极其恐怖的数值。当高昂的住房、医疗、养老成本将未来提前透支，个体就彻底失去了失败的资格。

所以，中国人的短视主义不能被简单地归为民族劣根性，它是家庭、教育、就业和社会治理共同塑造的结果。人们并不是天生就短视，而是长期生活在一个未来承诺不可靠，失败成本过高的环境里。低安全感社会最残忍的剥削，是剥夺了人想象的权利，是让人在尚未出发前，就已经学会了自我阉割。它把活生生的人驯化成一台台精准的机器，让人过早地抛弃了那些无法立刻到达的星辰大海。

拒绝将短视包装为成熟#

但是，理解短视主义，绝不等于原谅短视主义。短视主义的存在是一场悲剧：它本身只是对低安全感环境的被动适应，最终却反过来加固了低安全感社会本身。短视的人拒绝长期建设，导致社会愈发缺乏信任与公共责任；而这种匮乏，又进一步剥夺了所有人的安全感。到最后，人们只会一边咒骂这个社会的冷酷，一边又用自己的精致利己，不断证明这个社会确实不值得信任。

这也是我为何如此厌恶那种自诩成熟的“现实主义”。很多人把没有梦想当成清醒，把不敢冒险视作智慧，把找个铁饭碗当成人生的胜利。他们当然有权利这样苟活，但不应该把这种由于恐惧而产生的退缩，包装成某种看透世事的成熟。

短视，从来不是愚蠢的起点，但如果任由其蔓延，它必将成为一个难以挣脱的、愚蠢的结局。真正可怕的并不是人被迫短视，而是人最终战胜了自己，爱上了自己的短视。